在上篇《唐德宗的纠结：献瓜果者如何奖赏？秦将白起赠司徒还是兵部尚书？》一文中，介绍了唐德宗建中四年（年）发生的“泾原兵变”和“奉天之难”，以及中唐二位名臣陆贽和李泌，围绕如何奖赏给皇帝献瓜果的人和封赏前代名将而发表的见解。从中可以看出，以官爵和物质为主要形态的奖赏制度，对于维护封建统治、施行社会管理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。需要指出，正如陆贽所言，如果只是一味施行实利方面的奖赏，而将对名节方面的追求束之高阁，乃至弃而不用，那么所谓的奖赏就会变成“跛腿”，同样难以行稳致远，甚至会滋生出种种弊端。正好史书在记载这一历史事件时，还记录了跟官爵和物质奖赏无关，却又可以纳入奖赏范畴的一些人和事，因此本文也将这方面的情况做一个介绍。

■泾原兵：并未尽反，也有忠义

泾原镇（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）设立于唐代宗大历三年（年）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唐王朝被迫将部署在西北的大量军队调往东部河北战场，造成了西北的空虚，河西、陇右地带很快就被吐蕃和西北其他各族占据，京师长安西部的防线，由此前远至安西、北庭二都护府［1］，一下收缩至今六盘山以东区域，泾原镇作为京西北八镇之一，遂成为中晚唐长安西部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，其兵卒源自原安西、北庭二镇。

节度使姚令言在带兵前往长安时，安排兵马使冯河清担任留后，判官姚况主持泾州事务。长安兵变和皇帝逃亡奉天的消息传到泾原，留守将士的态度跟在长安发动哗变的那些人完全不同，冯河清和姚况“集将士大哭，激以忠义，发甲兵、器械百余车，通夕输行在。城中方苦无甲兵，得之，士气大振。诏以河清为四镇、北庭行营、泾原节度使，况为行军司马。”［2］由此可见，留守的泾原军将士，不仅未参与兵变，而且还在第一时间里加入到勤王靖难的行列。

冯河清是京兆人，曾先后做过郭子仪、马璘的部将，在与吐蕃的交兵时多有胜绩，“名闻军中”。后来朱泚曾多次派人来引诱他，他每次都将密使斩杀示众。兴元元年（年）四月，他被朱泚收买的部将田希鉴杀害。乱平后，唐王朝赠以尚书左仆射、太子少傅，将姚况拜为太子中舍人。姚况“性简退，未尝言功，属岁凶，奉稍不自给，以饥死。”一位平乱的有功之臣竟然在饥荒中饿死，由此可见此人的官声和人品。从冯、姚二将的表现和结局可以看出，泾原兵在长安起事，跟当时的藩镇割据性质完全不同。原安西、北庭守边将士因供养不足与唐王朝产生矛盾，当为事件爆发的一个重要诱因。

从历史记载来看，唐中央政府在对泾原兵的奖赏方面，确实存在应对失当的情况。朱泚当时敢于趁机作乱，就是看出和利用了这一问题。反叛之后，他为了笼络人心，不仅对其支持者格外优待，而且还实行“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”，甚至对跟随唐德宗避难奉天和在哥舒曜、李晟军中服役军人的家属，也“皆给其家粮”。他此举的目的，显然是想分化勤王靖难的力量。这笔开支是相当大的，但即使经过这样的挥霍，当唐德宗返回长安时，“府库尚有馀蓄，见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敛焉。”正所谓要知今日何必当初！

■段秀实：同为朝廷弃将，他却选择了“杀身利社稷”

顾名思义，泾原镇的防守区域应当包括泾州和原州（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市）。但原州在唐代宗时曾被吐蕃攻占。建中元年（年）二月，围绕泾原镇是否移治原州，时任节度使段秀实，跟宰相杨炎出现了意见分歧，杨炎动用权力将他征召回朝，改任司农卿。泾原节度使由朱泚接任。段秀实因此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。

段秀实祖籍姑臧（今甘肃武威市），此前曾先后辅佐过高仙芝、封常清和李嗣业三位名将，均有建树、颇为知名。后来做白孝德、马璘的副手，也是尽职尽责。他刚正不阿，在担任州刺史时，曾跟郭子仪之子郭晞斗法，担任泾原节度使数年，“吐蕃不敢犯塞”。［3］

朱泚借泾原兵变之机与李唐王朝分道扬镳，跟他因弟弟朱滔起兵反叛而被罢去兵权直接相关。在他看来，失去兵权的段秀实，也没有理由再效忠李唐王朝。于是，兵乱发生后他立即派人去请这位司农卿。段秀实本想闭门拒绝，无奈来人逾墙而入。

见到段秀实，朱泚喜滋滋地说：“段公来，吾事济矣！”赶紧“延坐问计”。段秀实则劝他悬崖勒马、将出逃的皇帝迎回。朱泚尽管有些失望，但仍坚信段秀实会跟着他干。知道朱泚已经不可能回头，段秀实开始暗中联络左骁卫将军刘海滨、泾原都虞候何明礼、孔目官岐灵岳等人，准备伺机刺杀朱泚。他对家人说：“国家有患，吾于何避之，当以死徇社稷；汝曹宜人自求生。”

趁着唐德宗尚未完全掌握自己的底细，朱泚派泾原兵马使韩旻带精兵三千，“声言迎大驾，实袭奉天”。段秀实深知奉天方面此时不堪一击，更担心唐德宗上当受骗，便让岐灵岳去盗用姚令言的印符，令韩旻暂且回军。盗印未遂，他又改用自己的司农印去将韩旻追回。见到韩旻，朱泚、姚令言大惊失色。段秀实已经做好以命相搏的准备，他告诉同谋：“我当直搏泚杀之，不克则死，终不能为之臣也！”岐灵岳同样决心以死报效朝廷，他挺身而出，独自担下所有“罪责”，慷慨赴义。

段秀实虽暂时逃过了一劫，但随着朱泚准备称帝，他决定主动摊牌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第四十四》记载：

是日，泚召李忠臣、源休、姚令言及秀实等议称帝事。秀实勃然起，夺休象笏，前唾泚面，大骂曰：“狂贼！吾恨不斩汝万段，岂从汝反邪！”因以笏击泚，泚举手扞之，才中其额，溅血洒地。泚与秀实相搏忷忷，左右猝愕，不知所为。海宾不敢进，乘乱而逸。忠臣前助泚，泚得匍匐脱走。秀实知事不成，谓泚党曰：“我不同汝反，何不杀我！”众争前杀之。泚一手承血，一手止其众曰：“义士也，勿杀。”秀实已死，泚哭之甚哀，以三品礼葬之，海宾缞服而逃，后二日，捕得，杀之。亦不引何明礼。明礼从泚攻奉天，复谋杀泚，亦死。上闻秀实死，恨委用不至，涕泗久之。

唐德宗对段秀实之死深感痛惜，还有一个原因。当初神策军使白志贞主持召募禁兵，对已经在东征时死亡的兵员一概隐瞒不报，又大肆收受长安商贩的贿赂，将他们名列军籍、享受供给和赏赐，而这些人照旧居商肆做自己的买卖。司农卿段秀实察觉问题，赶紧进言：“禁兵不精，其数全少，卒有患难，将何待之！”这一警示并未引起唐德宗的重视。结果，兵变发生的那天，他“召禁兵以御贼，竟无一人至者”。这又可谓自作自受。

兴元元年（年）二月，唐德宗诏赠段秀实太尉，谥曰忠烈。“赐封户五百，庄、第各一区；长子三品，诸子五品，并正员官。”还都之后，“又诏致祭，旌其门闾，亲铭其碑。”然而这样的身后殊荣，无论对段秀实还是对李唐王朝以及唐德宗个人，都显得那么沉重而苦涩。

段秀实的长子段伯伦，唐文宗时官至太仆卿。他死后，时任宰相李石请求唐文宗增加对他的赏赐。另一宰相郑覃不仅立即附议，而且还动情地说：“自古杀身利社稷，未有如秀实者！”［4］唐文宗也感到很悲伤，批准同意，还为之罢朝。

反观成为反叛集团核心成员的源休、张光晟、姚令言等人，他们在历史的重要关头，所思所虑完全只有个人的利益。源休因出使回纥归来“赏薄”而产生“怨望”，主动投靠朱泚，十分卖力，当时人说：“源休之逆，甚于硃泚。”有一次他们在一起饮酒作乐，争论功劳大小，姚令言以萧何自比，源休则说：“帷幄之谋，成秦之业，无出予之右者。吾比萧何无让，子当曹参可矣！”［5］丑态毕现。

张光晟系通过一个偶然的际遇，经名将王思礼提携而成为大将（参见拙作《人有所短，当用其长：发生在唐肃宗时三任河东节度使身上的故事》）。建中元年他擅杀回纥使团千余人，被征召回京，改任太仆卿，从此“负才怏怏不得志”。跟源休的死心塌地有所不同，他尽管做上了朱泚的宰相，但内心里还想脚踩两只船，在神策军将领李晟回师关中后，便开始暗输诚款。朱泚失败后，李晟“以其诚款，又爱其材，”开始也想替他减轻罪名，但最终迫于舆论压力还是将其处死。［6］临死前，他留下了这样的话语：“传语后人，第一莫作，第二莫休。”［7］这便是成语“一不做二不休”的出处。一直到死，他还是抱定一副投机者的心态。

■叛军大将李日月母亲的怒吼：“死已晚矣！”

奉天保卫战进行得十分惨烈，困守城内的唐德宗君臣，既要应对叛军不分日夜的疯狂进攻，又陷入“资粮俱尽”的困顿，危在旦夕。

战斗最激烈时，朱泚于夜间亲自率军从东、西、南三面同时发起攻击，“贼已有登城者”，“矢及御前三步而坠”。唐军主将浑瑊“中流矢，进战不辍，初不言痛”，大将吕希倩战死。唐德宗曾派人出城侦察，这人跪在他面前乞求一套御寒的衣服，“上为之寻求不获，竟悯默而遣之”。每天只能供应皇帝及其亲属糙米二斛，“每伺贼之休息，夜，缒人于城外，采芜菁根而进之。”

唐德宗一面用“朕以不德，自陷危亡”、“公辈无罪，宜早降，以救室家”之类的自责，来激发公卿将吏；一面将千余份空白“告身”（授官的凭证）交付守将浑瑊，让他拿去招募“死士”。同时还赐给浑瑊御笔，让他依据功劳大小随时书写任命，还特意叮嘱，如果“告身”不够用，就直接写在立功者的身上！

绝境中，“群臣皆顿首流涕，期尽死力”，“将士虽困急而锐气不衰”，“激以忠义，皆鼓噪力战”。将军高重捷在跟叛军大将李日月交战时获胜，追击时遭叛军伏击而被俘，双方抢夺时，叛军割下他的首级带走，唐军带着他的身躯回归。唐德宗抚尸痛哭，下令“结莆为首而葬之，赠司空。”长安那边，朱泚居然也在流泪，嘴里还说：“忠臣也！”下令“束蒲为身而葬之。”双方显然都明白：道义并非无用之物！

叛军大将李日月阵亡后，遭遇的却是另一番景象。尽管主子朱泚“归其尸于长安，厚葬之”，但生养他的母亲却不曾流下一滴泪，嘴里还骂道：“奚奴！国家何负于汝而反？死已晚矣！”

朱泚失败后，其党徒都遭受族诛，只有这位母亲未被追究。

■临洺：凭借一个女人的激励，才守住了城池

隋朝时设置临洺县，治所在今河北邯郸市永年区地界。这里是扼守太行东西、燕赵南北的交通要道。建中二年五月，起兵反叛的魏博节度使田悦，率兵数万前来围攻，临洺守将张伾坚壁拒守。

进入六月，“城中食且尽，府库竭，士卒多死伤”，陷入到绝境。张伾不向叛军投降，他想出了一个激励士气的办法。这一天，他首先让自己的爱女装饰打扮好，然后带着她走出家门——

（张）伾悉召部将立军门，命女出遍拜，因曰：“诸君战良苦，吾无赀为赏，愿以是女卖直，为众士一日费。”士皆哭曰：“请死战！”会马燧自河东将兵击（田）悦城下，败之，伾乘胜出战，无不一当百。（《新唐书》列传卷第一百一十八忠义下《张伾》）

在古代，女人可以直接作为战利品。身为父亲的张伾，主动将爱女作为“奖品”推出，以此来显示自己与临洺城共存亡的决心。他的这一毁家报国的义举，极大地激发出将士们殊死搏斗的勇气，终于赢来了最后的胜利。这是人格的力量，人性的光辉。

受篇幅所限，有关一代书法宗师颜真卿在国难中壮怀激烈、慷慨赴义的情况，文本不作介绍。

■结语

同为泾原兵的成员，冯河清和姚况等人能够理性看待受到的不公平待遇，做到以天下安定为重。面对受到的排挤和猜忌，段秀实并没有像朱泚等人那样，走上极端个人主义的歧途，而是选择用自己的丹心碧血，来洗刷别人强加给自己的不白之冤。李日月的母亲深明大义，将儿子为虎作伥的行为视作家门之耻。临洺守将张伾，以不惜毁家纾国的决心，来激发将士们的斗志。他们的这些举动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不仅不可能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半点实利，而且意味着灭顶之灾。史家饱蘸笔墨，将他们的事迹浓墨重彩地书写出来，传诸后世，意在为我们后来人树立正确健康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提供历史的借鉴。

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”，这是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一句名言。上述几个发生在唐代中期的历史故事，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。

注释：［1］安西都护府设置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（年），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高昌废址。高宗显庆三年移治龟兹都督府（在今新疆库车县境），辖境约包括今阿尔泰山以西、咸海以东以及阿姆河流域、葱岭东西、塔里木盆地大部地区。咸亨元年以后又移治碎叶镇（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）。长寿二年还治龟兹都督府。贞元六年后其城为吐蕃攻占，遂废。北庭都护府设置于唐长安二年，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境，辖境约相当于今阿尔泰山以西、咸海以东、天山北路和巴里坤湖周围地区。贞元六年府治为吐蕃攻占，遂废。［2］引自《资治通鉴·唐纪第四十四》；后文未注明出处的加粗引文，按时间先后顺序引自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第四十四至四十六，不再标注。［3］［4］《新唐书》列传第七十八《段秀实》。［5］［6］《旧唐书》列传卷七十七《姚令言张光晟源休等》。［7］唐·赵元一《奉天录》卷四。